湖北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

  •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

    陈绍辉;孙熙国;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赓续与创新发展,为文化强国、民族复兴建设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和廓清了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理论,破解了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其二,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高度,创造性地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理路;其三,实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坚持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科学揭示了文化的起源、运行规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第二个结合”以及世界文化交流互鉴创新理路,创造性地阐明了新的文化使命的文化体系、功能、使命、领导权、主体性等科学内涵与实践方略。

    2024年10期 No.454 5-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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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色文化的革命话语本质及叙事逻辑钩沉

    谢君君;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需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鲜明地展示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红色文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并在党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实现了红色文化的中国化话语建构。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践观来看,红色文化区别于旧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文化,它立足于人民立场的革命叙事,致力于人的主体性解放,具有中国化话语形式的新文化;它背后隐含着“革命理念—人民主体实践—革命精神—身份政治”的叙事逻辑,实现了中国化的文化主体性建构,生动展现出了中国人民主体性的革命精神,能为中国红色文化的话语建构和国际传播提供学理支撑。

    2024年10期 No.454 14-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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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身份的确立与强化

    王军;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40年建设和发展,已经具有了不可动摇的学科身份。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构起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其可持续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方向指引和更好的发展环境。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化、学科交叉意识的不断增强,学科边界也在试图扩张和重塑,对此应该持一种更加乐观、自信、开放的心态,因为主流价值观的普遍存在使得学科边界具有广阔的延展性,从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地位具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站在4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上推动学科发展、夯实学科身份,一是要在服务我们党治国理政过程中不断彰显学科价值,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中推进学科建设,三是要在关怀青年学者的成长发展中培育学科队伍,四是要在有组织科研中推动学科知识理论体系创新。

    2024年10期 No.454 24-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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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与思潮

  • 再思乐论的当代价值:回到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关键向度

    易星同;薛雪;

    理解先秦儒家治理思想应回到乐论之中,其以贯通天人通达于治的高度,呈现了实现“天下大治”的治理目的,供给了以“仁爱”为核心的治理伦理,塑造了问题意识与政治理想相统一的治理形态。具体而言,孔子乐论的焦点在秩序重建,源于治理现实问题,强调治理价值判断,重视承继治理传统,因而有着现实主义治理底色;孟子乐论核心是治理功能实现,试图衡量治理现实状况,揭示儒家治理思想特质,其有着鲜明的民本主义治理倾向;荀子乐论的贡献则在于治理理论的系统建构,在以乐论深刻阐明“乐”的本质并呈现“和”“正”的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了维齐非齐、礼法兼施、化性起伪为核心的理性主义治理系统。先秦儒家乐论始终为后世儒家治理思想“调音协律”,实现了延续性的发展,其当代价值则在于,由于乐论作为一种中国式治理“知识”,蕴含着中国式治理的内涵阐释,体现着中国式治理的功能统合,能够启发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治理理论。

    2024年10期 No.454 31-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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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夫之君主思想对“德政”理念的重构

    董平;胡子恒;

    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位“畸儒”,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与同时期的其他思想家有着显著的区别。在君主思想方面,如今学界过多地片面强调他思想中反君权的一面,而较少地关注他尊君与集权的主张。王夫之的君主思想实则并不应当在“反君主”与“维护君主”的框架下被讨论,而应当置于对儒家古典德政理念的遭遇困境之时代背景下,解读其思想对于重构这一政治理念的重要历史意义。王夫之从性才论入手,重新解读了君与臣的不同职能,围绕君德建构起“环相为治”的君权保障体系,并初步提出以绝对任免权制衡行政权的制度设计。在这一设计下,“德政”的内涵不再是满朝皆是正人的“君子政治”,而是“以德驭能”“以德为‘枢’”。

    2024年10期 No.454 43-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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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管理

  • 发展性治理:能人治村的动力机制研究

    佘国梁;黄玉琴;

    能人治村正成为中西部乡村治理的新趋势,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基础。能人治村的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发展性治理”:伴随乡村发展而来的各种项目进村,带来了乡村治理内容和方式的改变,影响了乡村治理形态,为能人治村开辟了空间。能人治村的中心任务围绕项目获取和实施展开,村级组织形成了明晰的权责分工和经营理念,人格化治理和关系经营成为能人治村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发展主义的运作逻辑为能人治村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由乡村发展带来的治理任务变革为能人治村提供了社会合法性,并且能人治村存在经济利益获取和社会资本培育的内生动力。能人治村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促进乡村发展建设,但也可能产生分利秩序、治理悬浮和难以持续等非预期后果。为此,需要进一步规范项目制的运作,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机制建设,将乡村发展同农民的治理需要结合起来,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体性。

    2024年10期 No.454 54-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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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层的活力与秩序何以共存?——基层治理的空间生产逻辑

    王圆圆;胡冲;徐林;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见微知著的比例尺,已有研究对于基层稳态实现机制的讨论仍有不足。依据空间生产理论,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稳定在国家空间、基层空间及其两者的相互勾连上。国家空间的科层化、碎片化生产机制以及作为主体的国家空间掌握基层空间的同质化倾向,基层空间在国家空间对其同质化生产的同时,亦在居民需求和历史地理因素作用下开展差异化生产。国家空间的同质化生产与基层空间的差异化生产存在共时性矛盾,使得后者既是二者互动的表征,也是平衡二者的过程。国家空间与基层空间、基层空间之间形成可流动机制,基层空间的差异化得以成为国家空间同质化生产的养料,即为基层活力与秩序共存的空间机理。基层空间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有助于重新理解空间治理实践,推动空间生产理论的中国化转向。

    2024年10期 No.454 65-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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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关系、比较及思考

    李达;

    社区作为城乡居民生活共同体,是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单元和主要场域,而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核心议题。基于社区治理层级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诉求与价值理性进行探讨,能够明确两者之间在内容和目标上的关联性。同时,通过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国家在方向、内容和规律中都带有自身特性。基于此,本文的理论分析立足于对当前社区治理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进行整体把握,对影响两者关系和运作的具体因素进行总体研判,这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提供政策支持和实践依据,呈现出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24年10期 No.454 74-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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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坛

  • 智能制造的场域驱动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张记国;郑骏川;

    智能制造对行业以及产业发展的场域构建与驱动,在于通过构建全新的数字化生产情境带动资本、技术和人力等其他资源优化配置,继而拓展产品的服务和体验场景,更在于智能化空间载体与产业链体系上。一方面,实现宏观层面上不同规模和需求的制造场景构建和场景支撑的数智化特征强化,以适应高质态生产力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促进微观生产单元、模块的数字化链接与协同,着力于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和数字化集成。智能制造表现出高效化、柔性化、网络化和自优化的新质生产力质态,从而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抓好智能制造这个关键领域,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夯实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和产业基础。要进一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升级产业链供应链、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推动打造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样板。

    2024年10期 No.454 83-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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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下产业动态发展能力提升:理论框架与实现机制

    高雅静;颜吾佴;

    国家从战略层面设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表明其已经从最初的科技领域创新内涵延伸至社会生产领域的全新动能构筑,成为国家发展新模式、新路径、新赛道构建的关键。产业是科研创新向社会生产力转化的重要载体,产业动态发展能力既是对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情况的反映,也是科技发展态势的直观表征。我国产业动态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立足全域视野加快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构建和动态调整,传统的以“技术替代”为重点的产业体系“优化观”上升为“技术机制根本转变”的“系统观”;立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兼顾生态保护,将科技元素作为生产要素扩展与生产关系优化的主要支撑,正视和肯定科技变革对企业及产业交易联系和生产组织形式的直接影响,提升产业形态的网络化、融合化态势,将产业先进性构建于科技创新的基础上。产业动态发展能力的构筑需立足“体系内链接”和“体系外助推”两个层面,创造性地进行跨领域、全域态的多层式要素配置创新和使用变革,加速形成相互关联、协同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这既强调与核心目标相适配的顶层设计,也有赖于产业体系自身的建设完善和基层实践的反馈与改进。

    2024年10期 No.454 92-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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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发展智库

  • 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的湖北实践:现状特点、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

    石颖;王骁;

    民营企业是湖北创新发展的生力军,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是湖北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湖北,民营经济占据了全省50%以上的GDP、60%左右的税收、70%以上规上企业研发投入、80%以上新增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已经成为推动湖北建设全国科技创新高地的重要力量。然而,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民营经济发达省份,湖北在创新意识、融资支持、人才吸引、创新制度、创新氛围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建议通过强化创新主体协作、提高创新投入力度、优化人才政策、破除制度障碍和营造创新氛围等措施,进一步激发湖北省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

    2024年10期 No.454 100-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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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丛

  • 中国校外教育培训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

    方晓田;王少勇;

    关键节点对中国校外教育培训制度变迁意义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校外教育培训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关键节点的不同逻辑阶段:1977—1991年遵循合法逻辑的萌芽发展期;1992—2001年遵循市场逻辑的稳定发展期;2002—2020年遵循经济逻辑的高速发展期;2021年至今遵循社会逻辑的转型发展期。不同关键节点下校外教育培训制度变迁的主要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都较好地解决了所在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未来中国校外教育培训制度的变迁要坚守社会公共利益取向,提高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制度变迁过程的程度,满足学生补充型与个性化发展培训需要,不断推进校外教育培训的高质量发展。

    2024年10期 No.454 109-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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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减”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增负现状及对策研究

    朱新卓;杭然;

    “双减”政策在减轻校内学业负担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家庭私域关注度不够。通过对53名中等收入家庭初中生家长的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以延长子女学习时间和增加子女学业难度为表征的家庭教育增负现象普遍存在。家庭教育增负是中等收入家庭在当前教育体制下,基于阶层特性的能动性行为选择。家长们期望通过家庭教育增负帮助子女提高学业竞争力,从而在中考取得高分,顺利升入优质高中,最终获得优质文凭。全面落实“双减”、巩固“双减”成效,需要补齐家庭这一减负短板,缓解家庭教育增负。通过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优化基础教育分流制度、完善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纾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弱化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可以有效缓解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增负。

    2024年10期 No.454 117-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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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探索

  • 论人工智能技术治理体系的中小企业特别治理机制

    赵精武;文彬;

    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不仅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训练数据资源供给等层面完善配套保障机制,还需要关注不同科技创新主体的差异化制度需求。中小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与大型企业相比,在义务履行能力、科技创新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迫切需要面向自身业务规模、技术能力等因素的科技创新促进机制。《民法典》第206条明确提及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这种平等发展权的基本内涵包括平等保护权、公平竞争权和创新发展权三个层面,是建构中小企业特别治理机制的正当性基础。同时,为了避免特别治理机制对市场竞争的不当干预,需要对适用主体、适用条件、适用期限作出相应限制。结合实践中中小企业存在的业务合规能力有限、科技创新资源获取成本高等问题,应当在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等传统的产业激励机制基础上,创新探索资源获取扶持机制、义务履行示范机制和监管试点机制。

    2024年10期 No.454 125-1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8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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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罪与罚

    吕露鹏;蔡道通;

    《刑法》第17条第3款新增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防卫社会之间不得已选择的结果。不得已的立法选择要求司法必须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能启用该条文。因此,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应当贯彻“不入罪为原则、入罪为例外”的定罪理念,坚持“罪行+罪名”的行为判断标准,以及主客观相统一的“情节恶劣”认定准则,区分不同犯罪参与形态,对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实体法条件进行严格解释。刑罚适用上,低龄未成年人最高按照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当具备多个减轻处罚情节时,减轻处罚不受“只降低一格”限制;符合免除处罚条件的应当免除处罚。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国家和社会应当承担更多的教育矫治责任。对此,应当树立预防为主的犯罪治理理念,完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犯罪预防体系。

    2024年10期 No.454 135-1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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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视野

  • 滇为楚胤:《史记》中的楚滇关系与滇国命运

    黎镜明;

    基于善恶有报、积善余庆的天道观念,司马迁将楚国等先秦诸侯世胤绵长的原因归结为祖先“有德”,滇国在《史记》中被视为楚国余胤,而“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则是“楚最无罪”的历史记忆与“汉因楚兴”的政治现实相互交缠之结果。出于滇国所处的生态情境、滇国自身的“王化”程度及对周边的“教化”效果等考虑,司马迁将滇国“英雄祖先”庄蹻的身份定位为楚国将军。但实际上,“滇为宠王”是司马迁在天道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历史错觉,是司马迁囿于时代、不由自主的一种“无意识”,滇国真实的历史命运应当在汉廷开边西南夷的背景中进行理解。

    2024年10期 No.454 144-1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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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学科视野下的近代中日“文学”与“美术”

    李圣杰;董小蛟;

    近代,日本创造了汉字新词“美术”,并在对其概念的划分与界定中逐渐丰富了“文学”之要义。近代中国的文学观深受日本影响,亦在西方美术观念的流播中逐渐形成。晚清学人仿日本例,不断深化“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并在此过程中创建了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学科门类划分体系,为中国早期文学学科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近代中日两国,“美术”被赋予功利主义的价值属性,与民族实业发展、国家政体建构紧密相关,成为两国探索强国之路、实现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触媒。

    2024年10期 No.454 154-1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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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海德格尔哲学中本源的光与时间

    周兵;

    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中区分了本源的与非本源的光和时间,非本源的光与时间源自本源的光与时间。本源的光允诺出存在,本源的时间在光的敞开的澄明之境中到达。在澄明中我们直视存在,存在在光中被给出;在澄明中时间绽放出来,光照亮时间的通道。“有”给出存在与时间,“有”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共属一体,海德格尔把它称为本有。本有遣送出存在,本有绽放出时间。本有保存着澄明中到达的时间并让予存在。光就是本有。光赠送出存在与时间。

    2024年10期 No.454 163-1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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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象学视域下文化消费现象研究新径探索

    徐望;

    基于现象学视域,运用现象学方法,可以开辟文化消费现象研究新径。这将有助于研究者发现、遴选文化现象,探究揭示现象所现的本质性存在。这要求研究者锁定文化消费现象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确立本质直观、存而不论、意向投射、“被给予”等对文化消费现象的观察姿态;同时确立观察点,如文化生产和消费主体的意向性结构、文化产品的质素、文化产品现象(所现之象)的典型性、文化产品现象(现出象来)的清晰度、文化产品现象(所现之象)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度等。最后,对文化消费现象进行直观与反思,应追问:这种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将怎样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如何反思?研究者要特别注意以“澄怀味象”的态度进行本质直观,并进行反求诸己的现象学反思,不断深化对文化消费现象的思考与研究。

    2024年10期 No.454 171-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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