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错”是当前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健全约束与激励并重的问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容错”的目的，在于缓解程序导向型问责与结果导向型问责在实践中由于过度强化或内在冲突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两类问责呈现出三组张力：规则时间与客观效果、程序遵循与改革创新、遵从负担与行政效能。根据两类问责导向的动态变化关系，可构建移动问责风险边界模型。惩处型问责营造的刚性制度环境，将延展、扩大问责风险边界，而必要的容错所营造的更加包容的组织氛围，将缩小问责风险边界，使行政人员更愿意主动调适程序与结果之间的紧张关系。
作为朱子哲学的核心义理，自南宋至于清末，“格物说”几乎主导了思想史的发展与演进。随着晚清西学全面输入，“格物”思想与西洋科、哲学相交织，获得了全新之诠释。然晚清以来学者之“格物”诸说，仍是不离朱子理学“心物合一”精神而进行的革新：从试图用“格物穷理”解释西方科学技术背后的基本精神，到通过分析“虚实关系”进一步探寻“格物”所内含的科学因素，再逐渐将“格物”诠释为一种科学方法。这种对朱子“格物说”的新诠释是在与西方科、哲学的接触中不断深入的，不仅促进了朱子“格物说”的变化，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西方科学精神及其基本方法的理解，进而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重审朱子“格物”说在晚清中国的不同诠释路径，不仅可以反思中国哲学追求“现代性”的经验与挫折，更可帮助探索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可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工业化依托五年规划这一重要载体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如今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生产理论、各国运用计划手段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国情与国际环境共同构成了以五年规划推进中国工业化的三重逻辑。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主线，回顾历次五年规划不难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经探索奠基、改革拓展、转型深化和创新引领四个阶段。以史为鉴，进而总结出以五年规划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践策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是价值旨归；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动力源泉；坚持系统观念是根本方法论。
政策工具能否被科学合理地选择与运用，关乎政府治理的成败。然而，在网络内容治理领域，当前的政策工具选择却呈现出“工具理性”色彩，对强监管工具的偏好使得网络内容治理存在低效率刚性，甚至产生了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政策工具选择的内在逻辑。考虑到“工具理性”取向下政策工具选择的核心表征在于依据政策工具的特征建立与治理绩效特征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政策工具特征这一视角出发，在明确网络内容治理绩效特征的基础上，依据G省网络内容治理实践观察和网信部门人员的访谈资料，发现地方政府网信部门基于互联网治理行为、过程、结果和效果的实现程度，选择具备达成该目标的属性和特征的政策工具。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策略，以消解网络内容治理负效应，提升网络内容行政执法效能。
当代英美哲学对时间变化的讨论，牵涉如何正确理解“事件”概念以及“事件”与“事物”区分的问题。在此之中，对“事件”与时间之关系的不同认知成了A—理论与B—理论相争的基本问题之一。由此，必须首先澄清“事件”的基本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事件”的同一性标准如何确立。仔细考察相关论述可知：B—理论家对A—理论家所阐述的“事件”概念是有所误解的，他们试图把一种原子化的“事件”强加在“A—特性”之上，以便混淆“性质”的变化和“关系”的变化。而实际上，在时间中，“关系”的变化不能替代“性质”的变化，它们与时间的同一性标准并不属于相同论域。
自2014年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历了三次系统性修订。在轻微违纪行为的处分认定过程中，党纪轻处分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占绝大多数比例。以刑事追诉、行政处罚时效条款为参照，“一般追究时效”和“特殊追究时效”乃为时效规则的“一体两面”，而党纪处分追究时效在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中尚未形成有效的规范文本。将党纪重处分排除在追究时效之外，是由“治党务必从严”的政治逻辑决定的。基于追究时效的制度功能，设置党纪轻处分追究时效并非忽视党纪的约束和规制效果，而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纪检监察的工作效率，有效填补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中时效规则的空缺。为降低监督执纪成本，未来立规部门可围绕执纪程序法定、党员权利本位等理念，探寻党纪轻处分追究时效规则的可能运行空间。其中，不仅要明确党纪轻处分追究时效的一般适用情形及其例外，还应保障被处分对象必要的程序救济权利。
“赛博共产主义”理论是近几年信息技术兴起及广泛应用背景下，国外左翼理论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之一，并且由于招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批判而备受关注。“赛博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数字技术的运用为计划经济提供了技术条件，消除了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赛博共产主义”无形中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当代形态。然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审视后发现，“赛博共产主义”在三个层面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第一，认为新技术的运用会消解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的矛盾，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判断；第二，认为新技术的运用将消除现代社会下复杂的经济关系，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社会属性等问题的观点；第三，认为数字技术的“中心化”属性将解决资本“集中”“积聚”及其衍生问题，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具有积聚趋势的观点。“赛博共产主义”是“技术乐观主义”的表现，并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科学表达，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当代形态，其不仅会为种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开方便之门”，还会弱化政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与研究，科学推进信息技术背景下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早期中国，古人从朴素的视觉经验出发，观察理解世界，以“目”为宇宙创辟之根基，并以此思考王政。先人以“目”譬“政”，目的在取“目明”的功用来希冀王政的清明。王政之明，得益于“目观”的顺畅运行。但“目”在现实中的感官局限，注定了王政“眇”而不明的困境。在早期中国王政中，王取“眇——小目”之义形容自身，以自谦不足，旨在彰显其敬天遵道，并愿用臣民之“目”补己“目”之不明。故而，“目”在早期中国王政中是借由其功用“明”来设置政治理想，并以其缺陷“眇”来反思政治现实。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湖北省高度重视半导体产业的全面升级与创新发展。作为整个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湖北省半导体设计产业存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环境待优化、头部企业引领作用不明显以及核心技术攻关能力薄弱等问题，严重影响半导体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和竞争力提升。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可以重构半导体设计产业的生产要素、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模式，形成具有自主演进能力的创新型生产力体系。在国际半导体产业发展历程中，美、日、韩三国实现了从技术赶超到产业主导地位的结构性跃迁。通过分析全国半导体设计产业发展现状及湖北省的竞争优势，从新质技术进步、产业效率提升、经营模式转变、劳动投入优化和要素流通增强五个方面分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湖北省半导体设计产业的理论逻辑；基于创新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归纳整理美国“双驱共进”、日本“共融创新”、韩国“政企协同”的发展模式，分析它们对湖北省半导体设计产业发展的借鉴意义；最后提出了“增强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发挥新型研发机构作用—培育AI芯片产业集群”的实现路径。
以智能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场域打开了全新的疆域，并将数据驱动的视野与方法强势带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这无疑给思想政治教育定量研究按下了快进键。和其他学科一样，思想政治教育当求跨学科理论资源与测量方法的支持，以大数据和高运算力为支撑来挖掘其可计算化的潜力，实现对人的思想行为数据的海量收集与深入分析，采用数学工具、统计分析等手段测量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因此，定量研究不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思辨性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且其理论建构与分析工具齐头并进，形成了既接理论天线、又接实践地线的高质量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