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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
张贤明;田玉麒;协同治理是全球化时代,由跨越组织、部门和空间边界的公共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或个人相互协调合作,共同解决棘手公共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从政策制定过程、构建良善关系和善治实现方式的维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协同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通过鼓励公民参与使新兴民主得以巩固、衰退型民主能够复兴,并通过多元协同提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协同治理是对现实治理难题的回应,在产生、达成与运行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特有的实践取向;而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协同治理在理论探讨还落后于实践,需要在内涵的本质属性、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进路——基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探索
王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目标和要求,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居于突出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尽管如此,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也是有目共睹。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从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这一核心需求出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充分发掘和弘扬各地特色的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现代文明养分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是真正做到有内涵、见实效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坚持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发展方向,增强文化自信,持续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智慧推动文化礼堂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丰富美丽乡村内涵,以一种"活化"的方式来体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
石义彬;熊慧;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下,媒介本身正在成为一种仪式。通过符号权力的空间化过程,媒介制造了一系列的界线与结构,并使它们内化到人们的日常体验和实践中。这不仅强化了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神话,同时也改写了当代人对于媒介、自我、群体与社会的认知与感受。
论“三生空间”的逻辑结构、制衡机制和发展原则
刘燕;优化"三生空间"的结构和格局之所以成为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空间布局的核心任务,是由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以及生态文明空间布局的现实状态决定的。其中,生活空间是人类进行吃穿住用行以及从事日常交往活动的空间存在形式,是延续和培育劳动者的主体场域;生态空间是自然基础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主要界定了人类活动的地形地貌、活动区域、地理位置等场域内容,是维持劳动主体生命活动的栖居之地,同时,也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提供生态前提,是任何社会生产活动顺利运转的先决条件。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空间场域和空间结果,即构成生产空间。生产空间是劳动活动的空间存在形式。受自然和历史条件局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只有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以及集中性与平衡性相统一的原则,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促进"三生空间"的和谐发展。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景区环境管理模式研究
黄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景区的环境管理模式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即忽视了景区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要求。只有实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景区战略性环境管理模式,建立景区环境管理与利益相关者良好的双向互动机制,实现景区环境管理外部环境的内部化,才能够高效的、全方位的开展环境管理工作,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
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中国思路与体系——基于法治化视角
谢红星;优化营商环境要从完善营商法治环境抓起,评价营商环境也要从评价营商法治环境做起。现有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普遍欠缺法治化的视角,而国内的法治评价体系又尚未对营商法治环境展开专门评价。遵循法治环境评价的思路,思考全面依法治国诸要素在优化营商环境场景下的特定意义,研究构建适用于中国的营商法治环境评价体系,设置"法规政策制定环境""依法行政环境""司法环境""信用环境""社会环境"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法规政策制定环境"体现"政策最优"、以企业家为中心;"依法行政环境"反映"放改服"改革的进展;"司法环境"聚焦司法对企业家的依法保护、服务与关怀;"信用环境"指向成本最低、承诺可信、交易最安全、履约可期待的信用社会;"社会环境"对标治安良好、法律服务便利优质、政商关系既"亲"又"清"、文化氛围重商亲商的社会环境。通过设置反映中国问题、体现中国思路的具体指标,准确、客观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下的营商法治环境,为其全面评价和优化提供新思路。
中国信访体制的功能、问题和改革思路
王学军信访体制能动地处理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的行政决策和政党的政治整合三者的互动关系,是沟通公民与政府、执政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形式。我国目前的信访体制存在的公民非制度化上访的扩大化、政府责任机制的缺失和信访机构职能配置不合理等问题,需要从公民、信访职能部门和政党三个角度进行信访体制的制度创新。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盈利的影响研究
王均山;通过剖析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盈利的影响机制,并运用文本挖掘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结合2011—2018年我国42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盈利的影响呈现"U型"走势。初期金融科技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冲击商业银行支付、存款、理财等业务,降低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盈利能力;中后期,随着金融科技降低交易成本、优化客户体验作用逐渐发挥,以及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共赢,盈利能力逐渐提升。
“首违不罚”的法理与适用——兼议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之价值取向
江国华;丁安然;"首违不罚"作为一项创新型执法举措,因其本身内涵的不明确,加之理论研究的薄弱,在实践适用中出现合法性欠缺、"以教代罚"、执法不统一等问题,因而备受争议。2021年新修订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明确规定"首违不罚",由此确证其适用的合法性。就其法理基础而言,"首违不罚"内含"后果主义与规则主义""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行政教育与行政处罚"三重逻辑的有机统一;从其价值层面来看,"首违不罚"包含"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法益衡平""人本执法"三维价值取向。据此,"首违不罚"具有正当性。但为完善"首违不罚"的适用,以规范执法行为,还有必要明确其适用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