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05期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文明旨趣与建构路径
张三元;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整体性文明中，社会文明具有总体性，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旨归。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主要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个文明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呈现出多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等多个文明面相。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秩序与活力的平衡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旨归是实现秩序与活力的统一，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落实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核多元”的主体互嵌机制，基础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贯彻落实，是由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构成的良性互动机制。
何谓制度：历史唯物论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兼容和超越
崔珊珊;制度概念是连通所有制度议题的节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四大流派分别将制度视作理性行动者的激励结构、静态的文化和认知、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权力结构、内在于行动者的建构物，为理解制度概念提供了差异化的路径和丰富的智识资源。然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持有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或缺乏明确的本体论，导致对制度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认识论层面并暴露出自然界的缺位或外生化、激励的中立性、观念的决定性、对中层制度作用的高估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确立了以感性实践活动为内核的本体论，以现实的自然界为基础奠定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的核心地位，进而从生产关系等感性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制度的本体，并在认识论层面兼容或超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的制度概念。
监控资本主义下人的本质的“新呈现”及“新异化”
姜惠;吴红;在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三重运行下，大型科技公司对平台用户进行侵入性监控，以获取“有效载荷数据”并将之货币化，从而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监控资本主义。用户于无形之中沦为非雇佣性数字劳工，其数字劳动和随之创造的社会关系呈现为异化状态。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相比，从劳动到数字劳动、从劳动异化到数字劳动异化、从人与人之间的货币关系到数字关系，监控资本主义下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状态蒙上了一层数字化面纱。只有审度监控资本主义新形态，扬弃数字劳动“新异化”，才能摆脱“21世纪浮士德协议”的困境。
论“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赵继伟;“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的提出，都是重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二者有着各自既定的出场语境与现实价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结合面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从内在逻辑上看，“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不是两条毫无关系的平行直线，而是彼此交叉、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相交线。“第一个结合”包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隐藏在“第一个结合”之中；“第一个结合”引发并凸显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价值，“第二个结合”持续推动并巩固着“第一个结合”的持续深入。“两个结合”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在交叉和融合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学理层面剖析“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意义，科学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肩负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任。
数智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化培育探究
沈虹飞;祁君;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要求。随着数智时代万物互联、数据驱动、高度智能化等特性的显现，社会生活空间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与冲击。我们要直面数智时代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因势利导，通过构建价值观导向的智能技术结构、创新数字化传播的多维实践路径、建立动态优化的培育评估体系、完善协同共治的生态支撑系统，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数字空间的创新性表达与内生性转化。
行政执法权下沉的乡镇赋权困境及其逻辑
卢青青;伴随着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乡镇面临权力弱化、责任泛化的权责失衡困境。在此背景下，基层综合执法改革通过行政执法权的下沉将事权、资源和人员下放到乡镇，旨在破解乡镇权责失衡困境。但是下沉的行政执法权在与乡土社会和基层治理的碰撞中面临权力用不到、不好用、不敢用的困境，导致其不仅难以有效实现乡镇赋权，反而加剧乡镇权责失衡。这一悖论的产生根源于有限的专项性事权并未增强基层总体性治理权力，也没有改变条块权力的失衡结构。基于此，基层放权赋能改革的核心是增强基层治权，平衡好国家基础权力和基层治理权力的关系，同时也要立足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改革思维，通过机制的创新激活基层治理权力，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应对权责失衡困境。
组织优化与行动赋能：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系统逻辑
陈世香;牛一凡;薛锦娜;乡镇政府是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加强其服务能力建设是宏观政策与民众需求双重驱动的结果。现有研究虽在乡镇政府服务能力概念内涵、评估测度及路径优化等方面取得进展，但基于实践案例的系统化理论建构不足，尚未形成服务能力建设的完整逻辑框架。由此，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32个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典型案例进行逐级编码和系统逻辑提炼，旨在构建系统化的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路径。研究发现，内部系统和外显行动构成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一体两面；资源整合与组织机构整合是乡镇政府内部系统优化的重点方向，完备的组织体系能够更加高效地供给服务；价值目标的确定、服务供给创新和反馈优化则构成乡镇政府外显行动赋能环节，通过高效运转输出各类服务满足外部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经由内部系统优化与外显行动赋能，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得以提升。研究基于实证案例构建起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系统逻辑，将一般政治系统的理念应用于乡镇政府研究领域，有助于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提供思路借鉴。
从“桥梁”到“枢纽”：基层商会的角色转换及其逻辑——基于“商会直通车”工程的观察
袁方成;郭申佑;基层商会的合理角色定位是构建和谐政社关系的关键。学界多以行业商会和异地商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普遍将商会定义为“桥梁”角色，难以明确“公共逻辑”与制度规范影响下基层商会的角色变化。通过以W市H区“商会直通车”工程中的Z商会为研究案例，基于法团主义理论构建“制度—结构—行为”分析框架，理解基层商会在政社互动中的角色转换过程及其逻辑。研究发现，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制度调整强化基层商会的合法性和自主性，为其角色转换提供制度保障与行动框架。为响应制度安排，基层商会通过完善组织结构，以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的有机结合，实现资源拓展与动员能力提升，为转变行为奠定组织基础。规范化的合作行为塑造基层商会与各方主体间的制度化互动，使之成为整合多方资源与引领行动的关键力量。实现角色转换后，基层商会超越传统的“桥梁”角色，展现出“枢纽”角色代表性、服务性、整合性与引领性的特征，体现政社互动的新发展趋势。
水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0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赵霞;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但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同时，水资源低效利用与生态环境矛盾加剧，制约了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水资源利用效率—经济发展—生态环境（WEE）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体系发现：一是WEE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低，但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空间格局表现为“东高西低、省会城市普遍高于非省会城市”；二是从时间路径来看，东部城市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为稳定，而中西部城市波动较大；三是从时空跃迁来看，大部分城市保持在“协调型”或“失衡型”状态，少部分城市实现跃迁，空间锁定效应明显；四是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经济密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耦合协调水平，而第二产业比重和政府干预对其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的跨区域溢出效应不显著。通过优化区域发展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强化水资源管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引导人口合理流动等政策措施，可以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程晨;陈丹玲;协同推进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进程有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为考察对象，在测度2011—2023年沿线城市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二者时空耦合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空间关联分析。研究发现：其一，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提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尚且处于濒临失调向协调阶段迈进阶段。其二，108个城市间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得分高值多集中在长江下游和中游部分地区，严重失调城市集中在长江上游地区，仅上海目前达到良好协调发展水平。其三，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金融发展水平、绿色创新产出、政府干预程度、对外交易情况、产业结构构成、城市环保情况等因素产生了异质性影响。对此，从重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强化城市关联和释放多元影响因素积极效应方面提出了协同促进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