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3期
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结构性差异——基于问题学视角
陈常燊;问题学是研究“作为问题的问题”即问题的性质、规律和结构的哲学分支。从问题学角度看，理解一种智能形态的关键在于阐明其解决问题的独特性质和执行任务的独特类型。换言之，正确看待人机关系要求我们厘清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在解决问题和执行任务上的结构性差异。借助“元问题/一阶问题”和“困难任务/复杂任务”的概念区分恰好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人类智能旨在解决元问题，执行困难任务，因此它更加依赖“小而精”的数据；相应地，人工智能旨在解决一阶问题，执行复杂任务，因此更加依赖“大而杂”的数据。问题学视域下的人机关系仍然是一种取长补短、分工协作的认知协作关系，它要求我们遵循人类智能的能量节约原则和人工智能的物尽其用原则。
大语言模型对语言主体的挑战及其限度——从AI幻觉的经验主义局限说起
邢冰;人作为语言主体具有能动与被动的二重性：既基于语言建构世界，又在先定的语言能指结构之下成为其最末端的后果。从外部来看，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成为人的外置语言器官，丰富了语言主体。另一方面，对大语言模型的过度吹捧背后的“技术辉格主义”倾向，使之隐隐成为新的普遍性话语秩序，而可能导致人类的被动性与“系统性愚昧”。从内部来看，当下的大语言模型遵循“预测下一个词”的经验论路径，并取得了对乔姆斯基式普遍语法路径的全面胜利。但问题在于，这一路径本质上是基于概率将语言形式随机拼接，使机器无法避免地成为具有高幻觉率的“随机鹦鹉”。这严重限制了大语言模型在严肃领域的上限，并在有效加速主义的狂飙突进之下导致诸多风险。同时，这种经验主义路径与当代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只不过是同名异义，以当代哲学为依据论证大语言模型所具有的解放潜能，本身是不成立的。但是，人工智能为我们思考主体性提供了一个镜鉴，真正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秩序之外的理性与经验之中。
居住革命时代城市社区人际交往特征与动员策略——基于S市多社区实践的考察
陈旭辉;社区动员是城市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的革命”深刻改变了城市社区的内部结构与人际连接状态。“区而不社”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城市社区中广泛存在，其本质是社区成员间联结弱化与归属感缺失，这对传统依赖强关系网络的社区动员模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通过对S市多个社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共建共享型”“制度化赋权型”及“需求关系型”三种社区动员策略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取得的效果较好，其背后体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三种转型：党建引领的“脱虚向实”；治理模式的“刚柔并济”以及社区建设的“熟而有度”。不过这些动员策略在进一步推广时社区治理者需要识别居民的个性化需求、挖掘内外部资源、避免陷入“注意力内卷”的陷阱。
从泛福利化迈向按权分配：农业生产类公共品供给的实践逻辑与责任归位——基于M镇的经验考察
李雪珍;农业生产类公共品的责任分配已成为基层农业治理中反复遭遇的现实议题。在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伴随着经营权放活与使用权扩大，以政府兜底为特征的农业生产类公共品泛福利化供给实践，逐渐暴露出权责错配与责任模糊的问题。依据产权格局和权利主体间关系强弱程度，构建“产权—关系”双重分析框架，并结合M镇农业生产类公共品的供给实践展开考察。研究发现，除小农自主供给外，在其他产权—关系组合模式下，农业生产类公共品的主体责任承担普遍存在对象错位、供给效果不佳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表明，农地产权私有化倾向与农村社会资本流失是其主要肇因。为此，基层农业治理应超越底线维持型的服务理念，积极将维护耕地生产条件确立为所有权与承包权主体的刚性责任，进而以责任归位推动村庄治理公共性的重塑。
政治与经济相分离视域下的异化症候及其出离——“政治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性分析
冯旺舟;梁晓莉;“政治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民主异化和经济异化。他们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劳动异化仍然存在，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持续加深，形式更加隐蔽；民主已经背离了其本质含义，成为形式民主，也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经济异化表现为货币异化和利润异化，货币成为财富的代表而不是一般等价物，异化为支配力量；在逐利性驱使下，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变本加厉，利润异化为逐利工具。劳动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异化，民主异化和经济异化根源于劳动异化，劳动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割裂，使得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导致经济和金融危机，消解了人们的民主权利。“政治马克思主义”指出，需通过重新确立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坚持阶级斗争、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平等、团结所有反资本主义的力量、构建革命型政党等途径来消解资本主义异化，实现工人阶级乃至人类的自由解放。
思想分析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标识性研究方法
柯增金;侯勇;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之眼”和研究对象，思想分析法是能够标明学科身份的标识性研究方法。思想分析法为思想而研究、在思想中研究、对思想进行研究，强调对思想现象、思想观念、思想空间和思想问题进行内部化分析，探索思想与行为互动规律，通过思想考察、思想批判与思想引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实现思想掌握群众的目标。这一研究方法能拓展研究空间、丰富研究方法体系，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从方法论基础来看，思想分析法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根基，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为指导，以系统科学方法论为理论支撑。从运行机制来看，思想分析法以考察思想现象为研究起点、以辨明思想取向揭示价值立场、以挖掘思想根源分析生成机制、以解析思想传播过程进行科学研判、以思想引领武装实现研究目标。
民粹主义概念的界定——基于一般性共识的理论框架进路
李洋;民粹主义概念的泛化与窄化问题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针对民粹主义概念的争论持续不断。借助一般性共识的解读推理，厘定民粹主义的价值内核及其所处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辨识、比较并明确民粹内核的约束性要素，可逐步明晰民粹主义概念的边界。民粹主义推崇简明政治、直接参与等，其主张超出人民观范畴，走向了包括民主制度及运行在内的民主观范畴；民粹主义作为民主“阴影”与自身的“薄意识形态”，使其具有非理论性、非建构性、非明晰性等非规范性特征。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规范性的民主观及其实践，其可依附于与民主价值直接关联的意识形态、思潮，并衍生出左翼、右翼等类型。一般性共识解读推理与理论框架的确定，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矛盾性案例的干扰，逐步厘定民粹主义概念边界。进而有助于解决民粹主义概念中的泛化与窄化问题，为辨识民粹主义纷繁复杂的主张和运动提供理论支持。
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的“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
刘钒;刘玉莲;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十四五”期间，未来产业的六大方向渐成规模，各地区的政策供给、赛道布局、先导区建设等取得积极进展，部分地区率先发展成效明显，但也存在政策密度不均、赛道选择雷同、地区差异较大等短板。“十五五”时期，培育发展未来产业需要贯彻“五个因地制宜”，推进差异化政策供给、特色化创新驱动、个性化区域探索、针对性产业服务，并进一步下好区域协作“配合棋”。
欧美镜鉴与中国进路：生产型福利体制的建构、效能与边界
刘天乔;在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竞争深化的背景下，福利制度能否从成本项转化为驱动创新的生产性资产，关键在于其能否与产业创新战略形成制度互补以跨越“制度效能阈值”。欧美经验呈现清晰光谱：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以社会断裂为代价换取激进创新活力；以德国为代表的协调市场经济体面临数字化转型的“能力陷阱”；瑞典则通过风险社会化打破了活力与稳定的二元悖论。相较之下，中国早期实行支撑规模扩张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当下面临着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普惠性社会投资要求之间的结构性调适压力，表现为宏观合规成本高企与微观技能投资激励不足的矛盾。因此，中国应通过“制度合成”，构建以通用技能账户、统一要素市场与风险社会化为支柱的生产型福利体制，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战略跨越，为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提供韧性支撑。
湖北省地理标志品牌价值与提升路径研究
黄炎忠;金明浩;地理标志以其独特的品牌效应，能够“带动一个产业、发展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是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重要抓手。截至2024年，湖北省累计获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165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注册量537件，总量位于全国前列，但地理标志年度产值仅居全国第七。这反映出湖北省地理标志单一品牌的附加值不高，品牌价值挖掘不深等问题。潜江龙虾、孝昌血桃、洪湖莲藕、恩施玉露与南漳土蜂蜜等地理标志发展典型成功案例，依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维度，揭示了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提升的技术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联动效应。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品牌化、集群化、生态化、国际化、体系化”五化并举的措施，构建从价值创造到制度保障的完整闭环，进而为推动湖北省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益支撑。